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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草木植成 国之富也管子的生态治理智慧与司法传承实践

  安徽颍上，襟淮带颍，是一座因水而兴的千年古县，也是春秋名相管仲的故里。这片河湖纵横的土地，不仅孕育了这位治世之才，也催生了中国早期朴素的生态治理智慧。当地建有多处纪念管仲的人文景观，坐落于江心洲滨河公园的九合塔，是最为醒目的地标。塔内一组组彩塑蜡像、砖雕木刻，依次展现了管仲从颍滨布衣、辗转历练到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传奇人生轨迹。其中，治水护泽、顺时取予的生态治理智慧，是其经国理政思想中富有实践价值的组成部分。

  登临塔顶，凭栏临风，颍河在脚下静静绵延，水光映着两岸城郭烟火与沃野平畴，皖北水乡的开阔气象尽收眼底。望着奔流不息的河水与连片青绿，管子“水者，地之血气”“人与天调”的论断，有了鲜活的现实注脚。管子的生态智慧早已融入这片土地的治理肌理，环境资源审判便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司法实践。

  任何深刻的法治思想，都是扎根于时代土壤与实践阅历的结晶。作为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管仲的治国理政思想以务实重制为鲜明特质，被后世誉为“法家先驱”。管仲的生态智慧，既诞生于春秋乱世的现实困境，沉淀于其数十年治国理政的漫长实践，更与颍上襟淮带颍的地域禀赋有着天然的精神联结。

  春秋之世，礼崩乐坏，诸侯并起。争霸的烽烟之下，是对山林川泽的无度索取：为拓田而焚林垦荒，为战备而滥伐林木，为城郭而壅塞河道，为渔利而竭泽而渔。原本丰饶的自然生态在频繁的征伐与粗放的开发中显露疲态，人口增长与资源承载力的矛盾，清晰地摆在列国统治者面前。若放任索取无度，不仅会动摇国计民生的根基，更会削弱国家长期争霸的实力。破解这一困局，成为齐国改革亟待回应的现实命题。

  管仲的从政生涯，本身就是一段从民间走向庙堂的实践历程。他早年与鲍叔牙经商游历，足迹遍及齐地山川水土，深知山海林泽对民生国计的意义；投身政治后初事公子纠，后经鲍叔牙举荐，辅佐齐桓公即位。齐桓公任命其为相，尊为“仲父”，赋予全面改革的权责。自公元前685年至公元前645年管仲主政期间，他推行政治、经济、军事、生态等多领域的系统改革，史称“管仲改革”。他秉持“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理念，将农业生产与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作为富民强国的基础，设立专门的生态管理职官，制定时序分明的生态保护禁令，以制度划定资源开发的边界。改革推动齐国国力快速提升，最终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实现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伟业。在他的治理体系中，生态保护并非孤立的举措，而是始终与富国、强兵、安民深度绑定：山泽有守则材木足，沟渎通则五谷丰，草木茂则百姓安。也正是在这场历时数十年的改革实践中，管仲的生态思想逐步形成完善，成为其治国理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饱含着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也充满着经世致用的务实品格，在中国传统生态思想中具有鲜明的实践价值。

  而作为管仲出生地的颍上，本就与这份智慧有着血脉里的契合。此地河湖纵横，七十二湖星罗棋布，水是大地的血脉，也是生民的根基。生于斯长于斯的管仲，自幼便浸润在水乡的自然节律之中，对水的滋养之力、对草木的生息之理有着朴素而深刻的体认。这份根植于乡土的自然认知，为其日后形成系统的治理哲思埋下了最初的种子，而这片孕育了思想家的土地，也在千年之后成为其当代转化的重要场域。

  《管子》是先秦时期重要的治国理政典籍，它依托管仲的治世实践与思想，经后世学者整理增补而成，内容覆盖政治、经济、礼制、民生等诸多领域，承载着齐法家学派务实经世的治理智慧。其中关于生态保护与资源利用的系统论述，形成了一套逻辑自洽的思想体系。

  这套生态智慧有着清晰的内在逻辑：以天人相谐的整体观为哲学根基，以取予有度为实践准则，以守土尽责的权责观为制度保障，最终指向生态兴邦、民生富足的治理目标。

  天人相谐的整体哲学，是管子生态思想的精神本源。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是一切生态思想的起点。《管子·内业》有言：“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在管子的认知里，人从来不是天地的主宰，而是自然的产物。天赋予其生命灵气，地赋予其形体滋养，二者和合方有人的存续，一旦失和，便是生机的断绝。这种整体论的认知，打破了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将人类社会完全纳入天地自然的大系统之中。人既生于天地之间，便一定要遵循天地运行的规律，正如《管子·形势》所云：“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夏秋冬不更其节，古今一也。”天地有恒常的法则，四季有固定的节律，顺之则功成，逆之则祸生。由此，管子提出了生态治理的终极理想——“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只有人的活动与自然节律相协调，人的索取与生态承载力相匹配，天地间的生机与美好才能充分生发。这一命题，既饱含着对自然的敬畏，也肯定了人的能动价值，是传统生态和谐理念的重要源头。

  取予有度的实践准则，是生态资源利用的基本标尺。在天人相谐的哲学之下，管子提出了一套具体可操作的资源利用范式，核心要义可概括为顺时、有度、系统。“以时禁发”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节律智慧，《管子·八观》言“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山林再广阔、草木再繁茂，封禁与开发也一定要遵循季节节律。春季万物萌发，禁杀伐、禁斩木、禁毁巢，守护新生的生命；夏季生物繁育，禁遏水、禁射猎、禁大兴土木，保障繁衍的空间；秋季万物收敛，集中收获、不扰生息；冬季万物闭藏，积蓄资源、不伤根本。这套“四时之禁”，本质是尊重自然生长周期，给ECO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是朴素而深刻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取之有度”是资源利用的底线思维，管子反对竭泽而渔、焚林而猎，主张对自然资源的索取必须留有节制，对渔猎工具也有明确规范，避免一网打尽，要给幼小鱼类留下生长的空间。而“水为血气”则体现了系统的水生态观，《管子·水地》有云：“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管子将水比作大地的血脉，认为水系通则生机勃发，水系塞则生态凋敝，治水必须兼顾整体连通性，守护水生态的完整。这些理念，蕴含着对生态承载力与系统平衡的深刻认知。

  守土尽责的治理要求，是生态保护落地的制度支撑。在管子的治理体系里，生态保护从来不是民间的自发行为，而是治国者必须承担的政治责任。《管子·地数》留下了振聋发聩的论断：“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守护好境内的山林、沼泽、草地，是君主立身治国的基本资格。这是中国历史上较早将生态保护上升为治理者核心责任的论述，本质上是一种朴素的生态问责思想。为了落实这份责任，管子建立了专业化的生态管护体系，设立“虞师”专管山林草木资源，设立“司空”专管水利沟渎，不同官职分工明确、权责清晰，让生态保护从君主的道德自觉，变成了常态化的国家职能。更具远见的是，管子提出了生态与经济共生的发展观，《管子·立政》言“山泽救于火，草木植成，国之富也”，认为良好的生态不是经济发展的障碍，恰恰是国家富足的基础。这种将生态保育与国家富强紧密联结的朴素认知，突破了资源开发的单一视角，构建起生态与民生、国力共生互促的治理思路。

  思想的生命力，始终扎根于代代相继的实践与传承。在颍上，管子的生态治理智慧通过环境资源审判逐步落实。近年来，颍上县人民法院以“‘增绿护蓝’阜法行”专项行动为抓手，汲取传统治理经验，推进专业化审判、协同化保护、常态化普法、实质化修复的生态司法实践。

  守土有责，明确生态权责的司法底线。两千多年前，管子将守护山林川泽视为君主的治国本分；今天，生态保护党政同责、属地负责的制度体系，是这一古老权责观的当代表达。司法作为生态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首要职责是压实生态责任，让“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理念落到实处。在环境资源审判中，颍上法院始终将生态保护责任放在首位，针对侵占湿地、破坏岸线、污染水体、非法捕捞等生态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既依照法律来追究违法者的民事、刑事责任，也通过司法建议等方式，督促行政监管部门依法履职，形成违法者担责、监管者尽责的责任链条。从管子“不可以立为天下王”的论述，到当代生态损害赔偿、生态责任追究的制度体系，变化的是治理体系的形态，不变的是生态保护、权责为先的基本逻辑。而司法以其强制力与公信力，让生态责任从软性要求变为刚性法律义务，这是对管子生态权责思想的当代传承。

  取之有度，明确资源利用的裁判尺度。资源利用不存在无限制的自由，否则就会打破发展的平衡。管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主张，在当代生态司法中，体现为对资源开发行为的规范与边界划定。颍上地处淮河之滨，河湖滩地资源丰富，也常面临开发与保护的矛盾。针对辖区内淮河外滩地违规租赁种植草皮、影响河道生态与行洪安全的系列纠纷，颍上法院没有简单地一判了之，而是将巡回法庭设在赛涧回族乡李台村，就地公开审理、化解纠纷。承办法官秉持生态优先、合理规划利用的原则，向双方当事人释明河道保护的法律规定与生态价值，明确外滩地资源开发的合法边界：河道滩地承担行洪、生态涵养等公共功能，不得违规占用、无序开发。经法官调解，厘清了责任，28起系列案件中24件以调解结案，当事人主动终止违规租赁协议，逐步恢复淮河外滩地原生状态。这种就地开展的巡回审判，既是矛盾纠纷的就地化解，也是“取之有度”古老智慧的现实体现。司法以裁判划定边界、以调解凝聚共识，引导资源利用回归理性和节制，保障生态保护要求落到实处。

  修复为本，落实休养生息的司法举措。生态的价值，在于可持续地存续与运转。管子主张顺时禁发，核心是给自然留下修复与繁衍的空间；当代恢复性司法理念，是对这一理念的制度延续。司法的目标不只是惩处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更在于修复受损生态、守护自然生机。颍上法院在环境资源审判中，践行“修复优先”。针对不一样的生态破坏，探索适用增殖放流、补植复绿、土地复垦、劳务代偿等修复方式，引导生态破坏者从违法者转变为修复参与者。对非法捕捞行为人，责令向淮河投放鱼苗，修复水生生物种群；对损毁林地行为人，督促在指定区域补植林木，恢复植被覆盖；对破坏湿地行为人，以生态管护劳务代偿的方式弥补环境损害。法院联合多部门实地核查受损土地，推动司法裁判与生态修复同步推进；依托湿地司法保护基地开展生态修复执行，保障修复效果可核查、可监督。生态司法的重心从惩罚转向修复，兼顾个案公正与生态整体恢复，是管子顺时养护、永续利用思想的当代表达。

  协同共治，完善系统护绿的工作机制。生态是有机整体，生态保护需要多方共同参与。管仲治齐时期设虞师、司空专司生态管护，形成分工明确、协同联动的治理体系；今天的生态司法，也依托多元协作推进工作。阜阳中院、颍上法院汲取管子系统治理的思路，加强与有关部门协作，与水利、生态环境、自然资源、自然保护地管理中心等单位签署淮河、颍河生态经济带司法协作框架协议，建立常态化联动机制。联合开展淮河生态环境保护法治调研，共同研判治理问题；联合发布《生态环境司法保护颍上宣言》，凝聚保护共识；联合开展执法巡查与普法宣传，形成工作合力。在八里河湿地设立的颍上湿地生态司法保护基地，整合湿地保护、生态修复、巡回审判、普法宣传、环保研学五项功能。法院还聘请环境资源审判咨询专家提供专业支持，提升审判的专业性，让司法判断更符合生态规律。从单一审判到系统治理，司法力量与行政监管、社会参与逐步融合，共同推进生态保护工作。

  除了司法领域的实践外，管子的生态治理智慧也融入颍上地方治理、产业高质量发展与文化传播的日常，延续生态文脉。

  在水生态治理中，当地依托管仲治水文化打造了五里河河长制主题公园，将“水者，地之血气”的理念与现代河长制工作相结合，使传统治水思路成为日常治理的文化参照。在湿地保护中，参照管子“谨守菹泽”的治理思路，推进八里河、迪沟等湿地生态修复工程，实施退耕还湿、退渔还湿，恢复水系连通性，保护生物多样性，维系颍上水乡的自然风貌。在产业高质量发展中，依托本地生态资源与管仲文化资源，发展湿地观光、乡村休闲等生态文旅业态，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民生效益。在文化传播中，通过校园宣讲、景区展示、文旅活动等形式，提升公众的生态保护意识。

  将视野从地方实践延伸至国家法治层面，显而易见传统生态智慧与现代生态环境法律体系存在深层的精神契合。即将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以法典化方式系统整合了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制度，其核心原则与管子生态思想多有相通。法典秉持的“保护优先、预防为主”原则，与管子“以时禁发、谨守泽草”的前置保护思路相契合；法典强调的“综合治理、系统治理”，与管子统筹山水林田的整体治理思维相呼应；法典确立的“损害担责、生态修复”制度，与管子“取之有度、休养生息”的理念一脉相承。传统生态思想为现代法治提供了文化参照，现代法治也为传统智慧的当代应用提供了制度载体，二者共同服务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治理目标。

  伫立九合塔顶俯瞰，颍水奔流如故，湿地青葱更盛，自然风貌较往昔更具生机，而生态保护的方式，已从传统治理经验发展为系统的现代法治体系。从“人与天调”的古老理想到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治理手段在一直更新，但尊重自然、谋求永续发展的内核始终延续。如今，司法裁判、生态修复、公众参与等举措协同推进，让传统生态理念逐步转化为具体的治理成效。

  “草木植成，国之富也”，管子道出了生态保育与民生富足的密切联系，成为贯穿古今的治理共识。传承古老的生态治理智慧，以现代法治手段守护生态环境，既是对传统治理经验的延续，也是当代生态治理的应有之义。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传统智慧与现代治理的融合，将持续为我国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提供支撑。